陈淀国老师走了，听到这个消息时我正在应约写一篇关于幸福的文章，以致老半天回不过神来，等回过神来之后我的第一感觉是不可能，他怎么会走呢？不久前他拉着一架手拉车去菜市场买菜，我们站在远大路的人行道上说话，他还关心地问起我的创作情况和工作情况。他除了消瘦一些，没有看出与往日有什么不同，他怎么会走呢？他才 79岁啊。
我与陈老师相识是在 1984年的 8月，我作为入伍第 6年的老兵，第一次出远门从安徽到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参加武警部队第一期文学创作班。在这里我认识了创作班的倡导者、发起者、组织者和授课者陈淀国老师，从此我就与陈老师和他主编的文学刊物《盾》与《橄榄绿》结下了不解之缘。
那次学习班共 20天时间，任务很明确，一是听从北京去的专家讲课，二是为刚成立的武警部队第一本大型文学刊物《盾》创作作品。来自全国各地的几十名学员来自各个总队，那些天最操心的人是陈老师，他不但要请讲课老师、陪讲课老师，还要张罗我们大家的生活，谁有了困难都要请他来解决。年近半百的他，不但要管理我们，还给我们上课，给我们谈文学创作，谈人生理想，每天上课之余，大家都围着他有说不完的话。当时已是中国作家协会理事的陈老师从来不嫌烦，都是热情地、耐心地、亲切地和每位学员交流。我们创作的作品送到他面前的时候，他总是先对我们的创作精神给予肯定，再认真地读作品，讲作品的得与失，他从来不说谁的作品太差或不行，如果有问题，他会说“如果换这样一个角度会更好”，然后把他的想法讲出来。他的这种表扬加建议从来不批评的育人方式，对于我们来自最基层的初学者来说，非常管用。既提升了我们的创作信心，又清晰指出了改进的方向。那次创作班的收获非常大，大家不但学到了扎实的文学理论，还创作了大量文学作品。
在创作班期间，为了表达我们对陈淀国老师的感激，我和山东总队的战士王长敏商量，要送给陈老师一个礼物作纪念，商量来商量去觉得买一个台灯最合适，晚上他可以在这台灯下看书、写作、改稿子。于是我们一人出了 6元钱，为陈淀国老师买了个台灯。那是商店里最贵的台灯了，买到之后我们兴冲冲地送到老师所在的房间，不料得到的却是一顿严厉批评和坚决的拒绝。这时的陈老师和平时的陈老师完全变成了两个人，脸上没有笑容，话语不再耐心亲切。没办法我只好又给王长敏掏了 4元钱，把台灯带回了安徽自己用。后来我经历了 15次搬家，从安徽到河南，从河南到北京，每次搬家时都有很多东西被扔掉，但这个台灯我始终带在身边。每天晚上我在这个台灯的照射下看书写作，也用它时时警示自己，今生要像陈老师一样为文，更要像陈老师一样做人。
学习班结束不久，武警部队首届文学创作班作品专辑便刊发于《盾》杂志，我的组诗《留在北方的脚印》也在其中。《盾》是武警部队的第一本文学期刊，虽是内部发行，但因其独特的刊名而在业界有一定的影响。每期封面上一个硕大烫金的“盾”字占据了大部分版面。每季度一期，每期近 300页，刊发的都是武警部队作者的作品。那时候没有手机、网络和传真打印，我写的稿件都是用方格稿纸抄写清楚，寄到编辑部。随稿件会附一封短信，对老师给予问候，除此再没有多余的联系。每次寄到编辑部的稿件不用催也不用问，3个月后准会收到又厚又重的刊物，我那稿件自然也在刊物上变成了铅字。在《盾》的周围是一个活跃的作者群体，陈淀国和刘秉荣就是这个群体的纽带和灵魂。
通过陈老师，大家相识、相知、相互谈文学、相互暗中较劲儿写更多更好的作品，我们中的一大批人或转业或改行，却也因为《盾》和编《盾》的陈老师，而成为终身的朋友。
两年后的金秋时节，在陈淀国老师的带领下，武警部队首届“金盾文学奖”评选活动在安徽合肥举行，我刊发在《盾》上的诗歌《给故乡的山》获得金盾文学奖，那些天，安徽的多家新闻媒体对我进行了采访，我的获奖诗也被安徽广播电台配乐朗诵。
时代发展到 1990年的时候，诞生 7年的《盾》正式更名为《橄榄绿》（双月刊），陈淀国也已出任武警政治部宣传文化处副处长（副师职）。但不久就听说，为了把全部精力用于武警部队文学事业上，创作更多好作品，培养更多的文学新人，陈老师主动辞去了领导职务，要求到创作室工作。放着领导不当，主动要求去创作室，这在很多人看来是不可思议的事情，但陈老师做得从容而自然，这就是他的官德和人品。
《橄榄绿》问世7年之后，报经新闻出版署批准正式对外发行。从《盾》到《橄榄绿》，从内部发行的《橄榄绿》到公开发行的《橄榄绿》，无论她的名字、厚薄、出版周期怎么变，作为她的创始人，作为武警部队文学先河的开拓者，陈老师始终是主要的推手。一本文学刊物时刻牵动着我的神经，除了我身着橄榄绿战斗在绿色的队伍里有着化不开的绿色情结之外，是《盾》和后来的《橄榄绿》刊物的魅力，是陈老师的魅力。他以《橄榄绿》刊物为平台，将我和一批文学爱好者，一步步引导、扶持到了军旅文学创作的大路上。
1996年《中国武警》杂志进入试刊筹备阶段，当时的杂志社社长把我从河南总队抽调到刊物帮忙，他考察我的办法就是把我派到国旗护卫队采访，然后写一篇稿子。当他看了我采写的报告文学《生命的旗帜》后，给我的作品评价六个字：“立意高，诗意浓。”因为这篇稿子我顺利地调到杂志社。我能写好这篇稿子是沾了《橄榄绿》的光，是《橄榄绿》的陈淀国老师一次次把珍贵的版面留给了我，不断地对我鼓励，给我鞭策，给我展示的机会。
2006年的6月6日令我难忘，这一天我被任命为《橄榄绿》编辑部主编，上任的第一时间我就给已经退休的陈老师打电话，向他报告这一消息。他听后非常高兴，说我当《橄榄绿》主编是实至名归，让我一定要发扬《橄榄绿》的传统，多为武警部队培养文学新人，把刊物办得更好。
当主编之后我继承了陈老师办《橄榄绿》的优良传统，每年举办两次组稿会，采取三老带两新的方式，把重点作者和有潜力的作者集中到一起，谈文学，聊创作，体验新生活，相互挑毛病。不惜版面，以专辑专号的形式推出他们的作品，还为重点作者开辟了专栏。这些不是我的创新，而是武警部队的文学前辈陈老师留下的好做法，我不想让这些好做法在我手里失传，我做的一切都是在传统的基础上有所发扬，以此来报答陈老师对我的培养、厚爱以及对我心灵和人格的塑造。
我最敬重的陈淀国老师走了，悲恸之余写下此文，以表达我深切的怀念。
（远大军休所）◎张国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