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 7月，我被任命为第 38军 114师 341团政治处宣传股长。从师机关下到团里的第 8天，唐山发生了史上罕见的大地震。我随部队在抗震救灾第一线奋战了长达 120个日日夜夜，虽然已经过去 48个年头，但很多经历至今依然历历在目。
当月 28日凌晨两点多，被震得噼啪作响的窗户将我从睡梦中惊醒。我看到悬挂在屋顶的灯盏正大幅度摆动，潜意识告诉我闹地震了，但不知发生在哪里，也不知道会不会再震。我担心住在礼堂里面的电影组 4名同志的安危，来不及穿好衣服起身飞奔过去，把他们一个个叫醒带到操场上。上午 10点，团里便接到第 38军下达的奔赴唐山执行抗震救灾任务的命令，要求部队边收拢边开进火速赶往唐山。当时，部队全在曲阳、唐县驻训，接到电报后拔营便赶赴营房集结，下午 1点多来不及吃午饭就开拔了。我意识到灾情一定超乎想象的严重，妈妈、妻子和两个孩子住在 30里外的定县一中，房子是民国初年建的，已经十分破旧，地震中情况如何？弟弟一家 5口人就住在离唐山 150里的昌黎县的农村，是不是也受到了地震的波及？我顾不上更多地考虑这些，就随部队出发了。
那时，全团官兵心头回荡着同一个声音：人民就是父母，灾情就是命令！车队也不讲保持开进的队形了，开足马力一直向前奔。途中，很多道路都被震塌了，不得不绕道而行。29日拂晓 4时许，车队经过毫不停歇地疾驰，终于抵达了唐山郊区。我看到很多衣服褴褛、拄着木棍的伤员往城外走。从矿冶学院的路口进入城区，惨状更加令我惊心动魄。所有楼房全被震塌，处处是残墙断壁，处处是被埋压的亲人尸体，我再也抑制不住悲痛，泪水哗哗地淌了下来。午饭没吃、晚饭没吃的全团官兵顾不上饥肠辘辘、顾不上安营扎寨，跳下车立即投入抢险救人战斗。
我们团受领的任务是抢救地委、市委机关大院被废墟掩埋的人员。6天过去了，在新任团长陈富德的指挥下，官兵把两个大院的十几栋楼翻了个遍，也没有救出一个活人。眼看着救人的“黄金时段”已经过去，兄弟部队都有救出活人的记录，而作为第114师的主力团却将要把救人为“0”写入团史，官兵个个为此感到憋屈。
为了提振官兵士气，我冒着时而发生的余震深入各个连队，一边和官兵抢险，一边收集执行任务中涌现的好人好事，进行宣传鼓动。先后宣扬了机枪一连“银行抢险，筛百吨废墟，找出被埋五分硬币”的事迹，彝族新兵黑孜兹拉“隐瞒病情，粮库抢险，昏倒现场”的事迹（后被确诊为肝癌晚期）。这时，在内蒙参加军里组织的师团首长演习的老团长马致远（已提为师司令部副参谋长）、政委蒋天喜、政治处主任李之云，提前结束演习赶了过来，立即调整了兵力部署，派出一部分兵力四处寻找救人的机会。
到了第 13天中午，我正蹲在帐篷外吃午饭，传来“四连正在商业医院抢救一个活人”的消息。我意识到这可是一个奇迹，立即丢下饭碗一头钻进了要赶往现场的老团长马致远的车里。到达现场，第4连干部战士清走最后几块成吨重的水泥板，已经把压在下面的那个中年妇女救出，正在往救护车上抬。我不顾医生阻拦，也跟着跳了上去，赶往帐篷搭建的“战地医院”。我在帐篷外一直等到凌晨 1点多，待被救者脱离生命危险清醒过来，了解清楚她的姓名、被埋压过程后，立即趴在废墟上写了《第341团 4连抢救出被埋压 13天零 11个小时的卢桂兰》简报。按一般常识，在断水断食的情况下，男性最多的活 7天，女性最多可以活 8天，而她被深度埋压后，在断水断食、连呼吸都困难的情况下，活了13天多。这个简报一发出，引起各方高度关注，军队医学专家、坑道作战专家纷纷赶到“战地医院”了解情况、进行研究，中央政治局以红头文件将简报转发全国。
一个月以后抢险进入尾声，受灾群众情绪也基本稳定下来，我给政治处主任李之云提出建议，应该抓一个震后恢复生产的试点，以推动唐山全面复苏。团党委采纳了这个建议，把试点选在了对宣传工作帮助最大的唐山市第三印刷厂。李主任带着我和部分机关人员来到该厂，与该厂领导、工人一起清理厂房、抢修机器，5天之后几千张白纸红字的《给全市工人震后恢复生产的倡议书》印了出来，发往各个单位，张贴在满城的残垣断壁上。这份倡议书就像一声春雷，唤醒了沉浸在痛苦中的唐山人，给他们带来了重新创造美好生活的勇气和力量，有力地推动了唐山灾后恢复生产。我把这件事儿写成简报逐级上报后，也被中央政治局以红头文件转发。
由于表现突出，我荣立了三等功，并和团里另外 4名同志光荣出席了 9月 1日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召开的“唐山丰南抗震救灾先进单位和英雄模范人物代表会议”。会议的前一天，我们随第 38军所有代表一起乘火车赶往北京。在北京车站下车时，受到了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有关部门、工青妇组织、北京市委、解放军北京部队负责人和首都群众 5千多人的热烈欢迎。会前，党和国家领导人亲切地接见了全体代表，同我们一起照相。时任党中央第一副主席、国务院总理华国锋在会上作了重要讲话。他代表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对地震灾区人民表示亲切慰问之后，高度赞扬了全国人民在抗震救灾中表现出来的“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的社会主义风尚，高度赞扬了英模单位、英模个人表现出来的忘我牺牲精神。
进入 9月中旬，抗震救灾的大部队基本上都撤走了，就留下我们团继续为唐山人民搭建防震棚。我觉得，要让唐山人民从失去亲人和家园的悲痛中走出来，就得多给他们一些欢乐。于是，我给团首长建议，是否可建一个简易“礼堂”，给唐山人民提供一个召开会议、从事娱乐活动的场所。团首长觉得这个建议很好，在离市中心不远的地方选好址后，抽调一个营的兵力连续突击 5天，用搭建防震棚的简易材料，硬是“拼接”出一座近 600平米的“礼堂”。之后，我经团首长批准又把电影组调过来，让唐山人民看了“震后第一场电影”。
11月下旬，我们团因另有任务而告别唐山。离开时，群众自发夹道送行，很多人哭着跟随着缓行的车队，不停地往官兵手里塞鸡蛋和水果；很多老年人跪在路旁，向驰过的车队磕头，以表达对人民子弟兵的感激之情。
回部队以后我才知道，地震之后一中校领导把我的家人转移到了操场，他们在用塑料布搭建的防震棚里住了半个多月。一天夜里风雨交加，把防震棚刮走了，妈妈和妻子扯着棉被为我两个儿子遮风挡雨，度过了难熬的一整夜。老家的房子被震得墙壁倒塌，弟弟一家人在猪圈旁搭的防震棚里住了一个多月。
在纪念唐山抗震救灾 40周年那一天，我的心情依然那么沉痛，饱含热泪写下了一首诗，回忆了当年的悲壮情景：千巷同坍市貌摧，万家尽毁泪淹眉。神兵救难从天降，徒手翻墟救命回。血染残垣梅数点，汗流满面垢成堆。骤临地颤身无退，频赴险危死若归……（远大军休所）◎姜自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