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在南下的人民解放军进驻家乡后降生的。稚嫩的啼哭声、欢笑声，与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锣鼓声、欢呼声，紧紧地融汇在一起。

作为一名 67届高中毕业生，因“文革”中断学业后，1968年 2月，我就在百里之外的浙江金华一中报名应征入伍。从此，我在部队一干就是 40个春秋。

当时，我们淳朴的理念就是：“听毛主席话，跟共产党走。”在火热的军营，除了军事训练，大部分时间是在深山里执行繁重的施工任务。在“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的防御性准备中，我们施工更为紧张，有时在坑道里拄着铁锹稍站一会儿就能睡着。就是在这样艰苦和劳累的日子里，从工地回营，晚上还常趴在床铺上写点小文章。连队因这批“老三届”学生的加入，平添活力。在老兵的激励下，再忙我也没放下手中的笔。

1969年，我国三北地区形势紧张，苏军在边境屯兵百万，随时有大规模入侵的可能。我们团队昼夜轮班施工作业。我在连队当文书，看到官兵激昂的求战热情和随时准备奔赴反侵略战争战场的态势，就以全连官兵的名义写了一篇表态性文章，几天后在报纸显著版面刊出，指导员极为兴奋，晚饭后叫司号员吹号集合，他站在荷枪实弹的队伍前，抑扬顿挫地诵念了能够表达大家心声的这篇文章。这是连队组建以来第一次在报纸上集体亮相，大伙别说有多激动，振臂高呼的口号声久久在山谷间回荡。

就在这年，我的几篇小文章在部队驻地省报上与读者见面，这些幼稚的文字，表达了我这位入伍一年多的新战士为保卫祖国甘于献身的坚定信念。也许是这种精神与情怀感动了大家，连队官兵推荐我入党。支部大会一致通过了我的入党申请。我的心中好像燃起了一把火。

1970年 2月，我被任命为排长，8月调团机关，后又返回连队当指导员。在深山老林的坑道口，机械的隆隆声与溪流的哗哗声交响起伏。老指导员用结满厚茧的双手铁钳似地握住我，语气庄重：“好好干，大家期待你！”

大山寂静的夜晚，连队自己用竹子编扎泥糊的架子棚里，战士们坐在通铺旁看书看报写日记，有的在棚外微弱的路灯下三三两两地谈心。有位老战士面容忧虑，找我说家里给他物色了一个姑娘，前年探亲时见面约定，双方都没意见。可现来信催婚，如果不回，就“黄”了。老兵知道近期执行的是一项特殊任务，不可能离队回家，可自己又不知该用怎样的话来劝慰她。我很同情老兵的处境。部队在封闭的大山深处，别说找对象，几年里连个女人也见不到，战士们调侃，这里飞过的鸟都是公的。他回家探亲，短短的时间里能找到一位女朋友，非常不容易。

我对他说，我以连队的名义给你未婚妻写封信，说明情况，等这项任务完成一个阶段，一定让你回家喜结良缘。同时，我又为他起草了一封给未婚妻的信，征求他意见后让他抄好。老兵将盖有连长、指导员红色印章的信和他誊抄的信一并寄出。一段时间后，老兵满面喜色地拿着未婚妻的回信来找我。

第二年，我连被评为全团先进连队，组织上还给我记了三等功，并让我作为全师指导员的唯一代表，出席在北京举行的工程兵政治工作座谈会。其实，这并不说明我干得有多好，连队建设是全连官兵共同努力的结果。但有一点，我可以无愧地说，我为战士代写过几十封情书，这些情书因人因事、各有特色。上世纪 70年代，部队战士的文化程度不高，当他们的女朋友收到千里之外军营的来信，看到信中既现实又有些浪漫色彩的话语，觉得自己的心上人还是有文化有情趣的。这些情书，帮助他们牵住了女朋友的芳心，也坚定了他们在部队服役的决心。我离别连队调往北京时，战士们抹泪相送。在艰苦的环境中结下的革命情谊，至今仍珍藏在心底。 

机关与火热的连队相比，单调，寂寞。夜间，可独自在房里看书，写下一些念想，便成为我初浅的文学印记。

或许我的出生年份享有一个“9”字，人生的一些较大变化，往往与这个“9”字有着奇妙的关联。1989年，我在军艺文学系毕业时，创作了长篇纪实文学《援越抗美实录》，从此走上了文学之路。

路，是人走出来的；而人，却是有幸于这个时代。

改革开放后，我的家乡义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冲破思想禁锢的农民，硬是在缺乏资源、缺乏资金、缺乏便利交通的境况下，开拓小商品市场，拉动了周边地区的商品加工产业，创建了全球最大的小商品批发市场，创造了“无中生有、无奇不有”的人间奇迹。

远在北京的我，时刻关注家乡的变化。这种变化，恰是祖国日新月异的一个缩影。我把对家乡和父老乡亲深情的思念与牵挂，转化为文字。我不是历史的记录者，但我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前进步伐的见证者。

我的家乡，有着保家卫国的悠久传统。早在北宋时期的宗泽，在那种错综复杂的环境中，至死都不忘“渡河”抗金。明时的戚继光，率领义乌的矿工、农民组建的军队，荡平在东南沿海危害多年的倭寇，打出了戚家军的威风。随军的徐渭赋诗赞曰：“帐下共推擒虎将，江南只数义乌兵。”明朝的北方疆域，经常遭受败退大漠的元朝贵族部落的侵扰，已经遣散回家的戚家军，又分批重组，北上修筑长城，守卫北疆。

更令我感动的是，当年我们家乡北上的这批“南兵”，按照戚继光的部署，修筑长城后，又分散长期镇守从山海关至居庸关西的每座敌楼。400多年来，他们的后人世世代代守卫长城、保护长城。深入长城脚下采访时，我寻找到了众多当年“戚家军”的后裔。他们久远的思乡情结和世代守卫长城的故事，深深地打动了我。在现代军营中熏陶了几十年的我，在他们的热炕上盘膝长谈，泪水像窗外的雨水那样，长流难止。

长城脚下义乌兵后裔居住的自然村落，大多地处偏远，经济滞后。富有情义的家乡父老乡亲，包括义乌商贸城的领导，先后组织数批民营企业家到长城下对接，帮助他们发展经济。长城东线的义乌兵后裔，组织了 600余人，在秦皇岛会合，乘专列到义乌参观学习。我有幸参与策划，并与他们同车前往。义乌市政府和义乌兵后裔已经寻找到祖籍的村落，以极其隆重的仪式，欢迎镇守长城将士的后人回归故里。从此，义乌与秦皇岛结成了互帮互学、共谋发展的友好城市。

我把多次只身到长城沿线和义乌各村落采访所得的素材汇总，又请教多位专家，对历史与现实的一些情况作纵深探讨，撰写了长篇报告文学《千年守望》，刊发于《中国作家》杂志，又以《千古长城义乌兵》为书名，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我将出版的新书，第一时间送到长城沿线的被采访者和他们的乡亲——义乌兵后裔的手上。我们成为倾心叙谈、相见恨晚的兄弟。后来，人民文学出版社又出版了我的散文集《又是烟雨迷蒙时》。

部队是我成长的摇篮。我以我心回馈绿色军营。几十年来，我创作出版了 20多部作品，就我自己而言，比较看重 2023年初出版的“王贤根军事纪实文学”六卷本 120余万字。虽然这仅仅是我作品的一部分，但涉及到怀有深厚情感的战友、军营、军魂，就觉得格外庄严，心沉甸甸的。

（采石路服务管理中心）◎王贤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