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雕是一门极富灵动感的雕刻艺术。我见过许多惟妙惟肖的根雕作品，像翩翩起舞的芭蕾少女；栩栩眉髯的慈祥老翁；盘根错节的水曲柳根花架；巧夺天工的香樟木墩茶几，都是大自然和人类智慧的共同结晶。

不曾想40年后，年逾古稀的父亲竟然成功地完成了一尊“极品根雕”。

那阵儿，我们家还住在北京龙潭湖公园北门外，北京军区空军“白楼”家属区靠近小马路，一层的那套老房子里。有一天我回家，发现面街的窗根底下，依墙戳着一节五、六十公分高，带着不少根须子的老柳木墩子，从上头的横截面上看，树干的中心部位已经被“烧”空了，应该是湖边上刚刚刨出来，被人截去了树冠和树干的死木头根子。正琢磨着是谁这么没有眼力价儿，把个烂树根子丢到人家的家门口，却见父亲手里拎着把大号木锯从外面回来了。

“怎么样？这东西不错吧！”父亲乐颠颠地说。

我有些疑惑：“您这是干嘛呢？是不是也想时髦时髦根艺，摆弄摆弄茶道什么的？”父亲嗤了嗤鼻子：“说我哪有那闲工夫。”便自顾自地端详起那截老柳木墩子。大概是刚从什么地方买了把新锯，满头大汗竟也顾不上擦拭，扳倒树墩，蹬上一只脚，拉起木锯就开始收拾那些参差不齐的根须子。父亲腰不好，我说：“您别闪着，您还是先进屋歇口气儿喝点儿水吧，再者说了，您瞅您那墩子面儿，黑咕隆咚一窟窿，拿什么堵啊？您要真喜欢，咱们不妨买个现成的，家具城里有的是有模有样结实漂亮的，大热的天，费这劲！”我想阻止父亲。

“我要的就是这个‘窟窿’！”父亲半似气恼半得意地吼了一声，急着找平那墩子底部与地面上的接触平面，根本不再搭理我。

“那您可得悠着点儿，再‘崴’一个，我可管不过来！”母亲偏瘫失语10多年了，我真的很怕父亲哪天一不小心也栽歪喽。

从那以后，大约两三个月的时间，我每次回家都能看见父亲在起居室里围着他那截老柳木墩子忙活，一忽顺利了，便美滋滋的；一忽困难了，又急火火的，身后凿子锤子、锉子、刨子之类的工具越添越多，那物件也就越来越有了些模样。母亲则坐在沙发上，一边有一搭没一搭地瞟着眼前的电视连续剧，一边笑咪咪地看着父亲走火入魔。开始我还埋怨父亲，说他的行为正好注释了什么叫做没事找事，得不偿失，可当我弄明白了父亲的意图，便对父亲肃然起敬了。那是父亲唯一的根雕作品，为了它，父亲的手砸出了血，磨起了泡，腰酸背痛坐卧不宁，却在所不辞。然而，那并不是一件供人欣赏或者把玩的幽雅摆设；也不是一件极富诗意又很浪漫的异型家具，而是父亲和母亲半个多世纪的情感穿凿是父亲捧给自己金婚老伴儿的，一件爱的礼物。

我还记得上世纪80年代初，当父亲重新调任北空机关的时候，已经年届50岁的父母新婚燕尔般重新构筑美好家居的幸福情景。当时，组织上把“白楼”家属区里最好的房子分给了父亲，并且配备了全新的营具。父亲陪着母亲到商场里一样一样地挑选厨房里的锅碗瓢盆；看着母亲脚踩缝纫机一幅一幅地制作房间里的帘幔和铺衬，最后两个人竟像装扮自己的新房那样，为已经参军多年，并不经常回家的我铺设了一张崭新的双人床；挂上了一副粉红色的丝绸窗帘。

遗憾的是母亲病了。那一年，我父母前后脚地离休，父亲原计划带着母亲游遍中国的名山大川，可是，母亲却突然中风失语，并且右半身活动受限，不要说上台演出，即使日常起居没个人照应，也很难完全自理了。

自从母亲病倒了，一向不知“购粮本”“副食证”等为何物的父亲便揣起“钱柜”的钥匙，提上买菜的篮子，做起了真正的家庭“主夫”。10几年来，凡机关或者军休所里组织的各种旅游、参观等文化活动，只要母亲不方便参加的，父亲一个人绝不参加；而一旦母亲住院了，父亲势必每天都要前往照料，即使换乘公共汽车，即使冒着酷暑严寒，即使母亲身边有人看护，父亲也要“自己来”了才踏实。为了母亲，曾经那么喜欢读书写作旅游和摄影的父亲，放弃了自己所有的爱好，一心一意地给母亲做厨师当保姆，有时甚至连我都觉得父亲太过虔诚，实在没有必要那么苛刻自己，父亲却心甘情愿。父亲经常用轮椅推着母亲散步，看着母亲好兴致，父亲还会一鼓作气地推着母亲逛街，光明楼的华联超市、花市大街的新世纪广场、龙潭湖边上的春节庙会和工人体育场里的日用品售卖集市，都曾留下父亲推着母亲的车辙和脚印。久病的母亲老态龙钟，路人常常误以为我父亲推着的是他的老母亲，由衷地赞叹父亲的“孝顺”和“福气”，而父亲脸上宽厚的笑容，不知掩盖了多少常人难以想象的辛酸。有一段时间母亲的情况非常不好，精神萎靡，反应迟钝，经常来不及走进卫生间或者解下裤带，就把秽物弄到裤子里。有一天半夜母亲不想打扰父亲，自己东倒西歪地起来解手，结果把父亲买来放在床边的折叠式恭凳弄翻了，人摔到地上，让惊醒过来的父亲费了好大的劲儿才把她挪回床上；还有一次在医院里，请来的阿姨临时让母亲坐在一只塑料桶上小便，结果一屁股歪倒，母亲被重重地墩到地上。为了把住母亲的大小便，父亲真是伤透了脑筋。所以，当父亲发现了那截老柳木墩子和它中间的那个大黑窟窿才那么乐颠颠的，因为它不仅令父亲受到启发，还让他省下不少功夫。

父亲从龙潭湖公园的园林队里把那截老柳木墩子扛回家，锯掉根须，剥掉树皮，再一点一点地把中间“烧”黑了的部分凿干净，磨光溜，然后刷上油漆；套进塑料水桶；配上合适的坐圈儿；镶上用原木板材打磨出来的平顶盖子，做成了一只看似根艺木凳的床边马桶。母亲再次住院的时候，父亲便把他的“作品”抱进了病房，那么笨重的一个大家伙，父亲自己搬上搬下，执意不让开车的战士帮忙，汗津津的脸上倾透着一股背负责任的坚毅和沉着。有一天母亲的同室病友，一位熟识的阿姨当着我父母的面向我夸赞父亲的为人和他们的情缘：“他们俩可真好唉，难得你爸爸每天跑一趟，照顾得可真细！”父亲正在为母亲打开装着他早起现煎，她最爱吃的朝鲜族风味煎豆腐的小饭盒，我看见爸爸被阿姨说得不好意思了，放下饭盒，少年般腼腆地拉起了母亲的手说：“其实我这是想着法儿还债呢，是不？”我也看见躺在病床上的妈妈红着脸，少女般羞怯地笑了。

在我父母住进军休所的新房子，母亲尚未完全瘫痪在床上的那段日子里，每当我“常回家看看”离开的时候，母亲总要在父亲的护佑下，一边口齿不清地叨念着“再见”，一边打开房门，看着我走进隔壁的电梯间，待我下楼走出单元门，父亲和母亲则早已在楼上那扇推开的窗口上探首张望，仰望着自己的白发父母，挥手之间，我屡屡被他们一生一世脉脉相依的那份执著深深地感动着。

父亲的根雕是我心中关于爱情的一个永恒的诠释。（东翠路军休所◎姜文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