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家庄是我军解放战争时期解放的第一个大城市。上世纪 50年代中期，工程兵部队在石家庄一个有着上千年历史的古村落附近，建起了一个占地二十几亩地的大院子。院子坐南朝北，东西两边各分布着两横九纵、中间三排一纵共 21排平房。沿着围墙，是一排高高的大叶杨，像哨兵一样，列队护卫着这个看似营房又不是营房的院子。院墙的外面，则是大片无垠的农田。
1957年 9月，在冀中大平原一片金黄秋收在望的时候，这个院子迎来了 39家特殊的住户。他们衣着没有领章帽徽的旧军装，有的拄着拐杖，有的行动迟缓，但是举手投足，都流露着训练有素的军人气质。
他们是谁？他们是来自全军各部队、参加过长征和抗战的、为了民族的解放事业，在枪林弹雨中冲锋陷阵，九死一生的老革命。因为 39户中有 28户是老红军，11户是老八路。也因此，周围的居民们习惯地称其为“红军大院”，彰显着那个时代人们对英雄的尊崇和对英雄主义的价值认同。
（一）
“银鞍照白马，飒沓如流星。……事了拂衣去，深藏身与名。”用李白这首《侠客行》的诗句，来表现这个老革命群体的高尚情操很贴切。
1955年，人民解放军开始实行军衔制。这是人民解放军的荣耀时刻，是祖国对人民子弟兵的最高褒奖，也是一个军人的最高荣誉。
然而，就在全军上下欢欣鼓舞的高光时刻，却有这样一群军人，在授衔前夕，远离耀眼的光环，脱下穿了几十年的军装，带着老婆孩子，来到华北石家庄这座新兴城市，成为华北军区军官休养团二分团的一员。
残酷的战争环境，没有摧垮他们的意志，却严重损害了他们的健康，28人中有 4人是不同等级的残疾军人。他们的共同特点是：资格老，年龄偏大，身体偏弱，文化偏低。所以授衔前，他们服从组织安排，有的是主动要求离职休养，把职位让给了年轻同志。他们在功名利禄面前宁静淡泊，悄然隐退，为军队精简整编，实现现代化年轻化，再次奉献了自己的力量。
同他们一样做出牺牲的，还有 13位老红军的妻子。她们是抗战时期参加革命的连排级干部。有的是收发文件的机要员，有的是后方医院的护士，都无一例外地经历了生死考验。1955年授衔前夕，
现在的红军大院内景一角
军委一声令下，她们就毫无怨言，拿着每月几十块钱的生活补助，脱下军装复员回家当了全职家庭妇女。
王茂斌，是这 28个老红军中职务最高的一个。离职前为天津警备区后勤部政委。曾担任红军大院的党支部书记、河北省第五届政协委员。他 1900年出生在湖南省东安县，大革命时期就参加了农民运动，任家乡农会主席，1928年上井冈山投身革命，加入了红军第 4军第 10师第 28团。192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参加过第一、二、三、四、五次反围剿战役和开辟福建根据地斗争。
吴登发，是这群老红军中资格最老的一个。1893年出生在江西省弋阳县，1927年加入共产党并加入工农红军，同年参加了著名的“八一”南昌起义，走过了两万五千里长征，参加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战争，功勋卓著。
李文乐，1900年出生在安徽宿县一个雇农家庭，8岁父母双亡，1925年加入冯玉祥的西北军，并参加了北伐战争。1931年，参加了江西宁都暴动，追随董振堂将军加入工农红军。长征途中，他参加了强渡湘江、突破腊子口和飞夺泸定桥的著名战役。飞夺泸定桥战役中，他是紧随十八勇士之后的十几名大刀队员之一。
这些世纪老人，个顶个儿都是骨灰级的老革命，国家和民族的大英雄！
在炮火连天的战争中，他们浴血奋战，为了理想信仰同敌人殊死拼杀，需要勇气。而在硝烟散尽、执掌江山社稷的时候，却放弃地位、权力以及由此带来的种种荣耀，激流勇退！这不仅需要勇气，更是一种境界，一种永葆初心、一心向党的赤子情怀！如此胸襟气度与操守，惟这些历经磨难、人品高洁的红军老前辈是也！
（二）
毛主席曾经说过，“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的确，长征高举的是革命英雄主义的旗帜，弘扬的是不畏牺牲、不畏任何艰难险阻、为了理想信念勇往直前、永不言败的大无畏长征精神，传播的是工农红军改天换地的革命理想以及顾全大局、严守纪律、紧密团结的集体主义思想。他们筚路蓝缕，半辈子在枪林弹雨里度过，提着脑袋跟着共产党打江山。革命胜利了，却选择离职休养。更为可贵的是，他们休养不改初心，没有躺在功劳簿上享清福，而是把平凡的休养生活，当作继续为人民服务的新平台，开始了新的长征。
在休养团党支部的领导下，他们组成了各种类别的服务小组。每天早饭后，像上班一样，分赴各自岗位。有的去副食店帮助店员卖菜，有的去繁华路口指挥交通，还有的挎着柳条筐去马路上捡粪。
熊笃启，1929年从河南商城参加工农红军第 25军，一直在徐海东大将身边工作，曾担任警卫班长、排长、连长和营长，参加过商潢战役和庚家河等战役，1959年从华北军区后勤部离职。他是捡粪组最积极的一个，每天一早，就背着柳条筐去马路上捡粪。当时石家庄马路上还允许马车通过。捡回来的粪码在自家院子里，拍得方方正正，攒多了就推个排子车，同老伴一起，送到休门大队生产小队的农田里。
在桥东区解放路商场，有一个独特的景观引人驻步。商场门前十字路口，有一个 60开外的交通警察，站在红白相间的岗楼前，手握交警棒，目光炯炯，熟练地使用交警肢体语言，为来往的汽车和行人疏通交通。无论是刮风下雨还是烈日炎炎，都雷打不动。这个尽职尽责的老交警，就是红军大院的老红军梁绍臣。他 1935年参加红 25军，后改编为八路军 115师，参加了抗日首战平型关战役，随后又转战山东，在冀鲁豫战场担任一线部队指挥员，1957年离职休养。他在编外交警这个岗位上，坚持了八年之久。
红军大院的大门外，有一条 7米多宽 3米多深的小河，下雨时水流湍急。河上有一座几块木板拼着的小木桥，没有扶手，年久失修，走上去摇摇晃晃的。河对面是师范附小、休门人民公社和国家某部委的研究所。上下班时间，过往行人多，曾有一位小学老师不小心掉进了河里。这引起了老红军们的高度关切。经过多次合计，他们决定自筹资金自己设计重新在河上架一座桥，消除安全隐患。
说干就干。他们有的去实地勘察，有的画图纸搞设计，有的去买材料。经过一个多月的艰苦施工，一座结实带扶手的小木桥就横跨在小河上了，极大方便了上学的学生和过往行人，被大家亲切地称为“红军桥”。
（三）
建国初期，老红军享受的是政府供给制，物质生活是有保障的。但他们心系民生，为国分忧，体谅国家刚成立，底子薄，人口多，依然保持着战争年代简朴的生活作风，衣食住行能简则简，能省则省，把节省下来的粮食衣物，送给更需要的人。
三年困难时期，他们在院子里开荒种地种菜，养鸡养鸭，收获的粮食蔬菜全部送给休门村的农民兄弟；1969年珍宝岛事件后，毛主席提出了“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的反侵略战争准备基本方针，他们积极响应，自筹资金，买来木料、水泥、沙子和砖头，精心设计，在院子里挖了一条 100米长、三四米深的拱形防空洞。
支部书记王茂斌生活简朴，30多年没添置过一件新家具，所有用具都是组织配发的。但是 1965年河北邢台发生地震时，他毫不犹豫地捐了 2000元。红军大院的老同志相继去世后，他从自己工资里掏钱对其中有困难的 3户遗属定期资助，累计 5000多元。他坚持言传身教，弘扬党的光荣传统和长征精神。从离休到 1984年去世，给部队、工厂、机关和学校做革命传统报告 200多场。
刘木舟，湖南平江人。1928年，他扛着大刀片参加了由共产党员彭德怀、滕代远组织领导的国民党独立第五师的平江武装起义。起义失败后，他几经辗转，于 1930年上井冈山，成为中央红军红三军团的一名红军战士。经历了五次反围剿，参加过湘江战役、飞夺泸定桥以及平型关战役等。抗战时期一直在聂荣臻元帅身边工作，是 8个孩子的父亲，妻子陈英是抗战时期参加革命的老八路，授衔前复员回家，生活异常简朴。但邢台地震时，他却慷慨捐出了 3000元，是当时整个桥东区捐款的总和。
黄成仁，江西吉安人，1929年参加工农红军，经历了五次反围剿战役，从江西瑞金走完了两万五千里长征。他非常注重对孩子们的传统教育。每到夏天，他一定亲手给三个儿子每人打一双草鞋，让他们体会当年红军穿草鞋长征的艰难。他告诉孩子们，现在的生活是多少仁人志士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来之不易。现在国家还不富裕，我们应该为国分忧，珍惜一粒米一寸布。
70多年过去了，随着省会石家庄的飞速发展，当初的红军大院，已经成为桥西区的中心地段。虽然院子还在，但已面目皆非。一排排平房已被十几座砖混结构的楼房代替，周围的菜地、小河已荡然无存，代之而起的是林立的高楼、商铺、学校和政府机关。当年享誉全市的红军大院，现在更名为四中路 68号院。院子的主人 28位老红军都已驾鹤西去。只有 2位老红军、4位老八路的遗孀还健在。
采访中笔者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这些一生坎坷、只讲奉献不会享受的老军人，却大多数享有七八十岁的高寿，还出了 3个百岁老人。陕北蓝田入伍的老红军陈凤玉寿终年 108岁。这大概与他们豁达的胸襟、坚强的意志、感恩的心态、奉献型人格有关系吧！
愿他们用生命和鲜血所凝练的红色基因—长征精神，生生不息，薪火相传！
（翠微路军休所）◎冉阿丽
